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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传奇三姐妹

2018-11-05 09:31:11

晋察冀边区 传奇三姐妹

在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史上,有无数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的英雄,也有未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这里讲的晋察冀军区的“李氏三姐妹” ——李剑鸣、李佩卿和李玉芝。虽然不能与着名而显耀的国母级“宋氏三姐妹”相比,但她们在抗日战争初期,同时弃笔从戎,投身到抗日烽火,转战在晋察冀边区,又先后毕业于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在她们的家乡、在晋察冀军区、在太行山脉,她们所有战斗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几代相传的美丽佳话。作为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女性的代表,她们用激情满怀的青春年华,谱写了一首铿锵玫瑰三部曲。她们的每一段往事,都为中国军队、为中国的抗战史,留下了一片永远鲜艳的红色。

一、师范毕业的三姐妹

李氏三姐妹出生在塞外重镇张家口南部的蔚县(原属察哈尔省),这是个古老的文化小城。三姐妹的父亲李午阳是一个普通小职员,他知书达理,开明上进,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主张妇女在政治上翻身、经济上独立,认为女孩子也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她们的母亲李原出身书香之家,虽做家务为主,却也粗通文化。李家前面三个都是女孩,却当作男孩子一样对待。父亲借到《岳飞传》让她们看,经常教育她们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做正直、有用的人。母亲首先不让她们裹小脚,为她们讲述朝鲜亡国后的痛苦生活,培养孩子们从小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李家虽然贫寒,节衣缩食供孩子们上学,姐妹三人全部毕业于县里学府——西合营师范。

大姐李佩鸣(曾用名李玉峰、李玉凤),1913年11月29日出生在蔚县城。她小学毕业两年后的1929年8月,中共早期共产党员张苏回家乡任蔚县教育局长,将他创办的师范讲习所改为蔚县师范,校址迁到西合营,成了县里学府,也是蔚县早期革命的摇篮。师范招生新生时不分男女、不分贫富,只看成绩录取。1916年2月3日出生的二姐李佩卿(曾用名玉环)正好小学毕业,姐妹俩同时考取,成了届师范学生。

学校聘请开明绅士任校长,中共党员孙铁夫、留俄回国学生廖石生、马西园还有进步老师朱雅会、徐秉昌等人到学校任教。他们政治成熟、思想进步、知识面广,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与反动势力做斗争。学校里呈现出健康正义、生机勃勃的革命气氛,从1929年冬到1936年,共掀起五次轰动一时、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潮,震慑了反动势力。三姐妹在学校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也受到了革命进步思想的熏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们相信马列主义理论,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三姐妹积极参与学潮等进步活动,锻炼了革命意志,增强了斗争信念,立志要参加革命,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

1932年夏,为了锻炼和培养学生们,张苏通过与北京党组织联系,由校长赵文甫带着二十多名骨干到北京观光,李剑鸣和李佩卿姐妹俩便在其中。在北京,她们接受反帝同盟的任务,与北京妇联地下活动的同志秘密接触,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并带回宣传材料。她俩省吃俭用,把父亲借来的60块白洋几乎全部买了进步书籍。不辞辛苦带回80多本书,准备在同学中传阅。师范毕业后,李剑鸣先后在蔚县白乐和县城小学教书,李佩卿也在县城任小学教师。她们继续与同学们保持联系,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与反动势力做斗争的活动。

三妹李玉芝(曾用名李玉枝)1919年11月出生,1934年小学毕业,也考取了西合营师范。在两个姐姐的直接影响下,她既是进步青年的典型代表,又是学校的活跃分子。这一年,大姐李剑鸣考取张家口高级师范,在张家口继续与进步同学参与革命活动。二姐李佩卿则走出蔚县,在河南省焦作扶轮小学任教师,同年10月由蔚县早期革命家张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老家,成为蔚县位女党员。

西合营师范的毕业生中,女生数量很少,而李家的三枝玫瑰格外鲜艳。

二、同时参军的三姐妹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李剑鸣高级师范毕业回到蔚县,三姐妹与进步同学在街头贴宣传标语,蹬台演讲积极,表演进步小戏,积极宣传抗日。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在司令员杨成武的带领下,从北口峪和石门峪进入蔚县,于10月26日晚收复蔚县县城。古老的小城人民次见到自己的子弟兵,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子弟兵的拥戴和期盼。三姐妹像盼来了救星一样兴奋。当身穿灰色军装、头戴朱德帽的八路军队伍步伐雄壮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她们欣喜若狂、万分激动。在地方工作团的指导下,蔚县召开了2000多人的动员大会,选举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政府,二姐李佩卿被选为抗日救国会的委员。三姐妹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就找到115师独立团地方工作团民运科科长方国华报名,全部参军入伍,投入到抗日的队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的蔚县,抗日热情高涨,参军人数多,但一家三人参军而且又是女子,仅此一家。这三朵“红花”格外艳丽,也更令人瞩目。同月,李剑鸣和李玉芝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们项工作是管理仓库、开仓济贫。蔚县大北仓的粮库打开了,把储备的谷子辗成小米,分配给饥寒交迫的贫苦人民。她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在街头宣传演出,动员青壮年参军,发动妇女做军衣军鞋。经过多方面的工作,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八路军在蔚县各界募集捐款数近十万元,征集到各种枪支1500多支和许多弹药,大大充实了原来的家底,战士们来时穿的单衣、草鞋,很快穿上了棉衣、新鞋。独立团连克七座县城后,人数从1700人扩充为7000多人。其中有“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宝玉,妇女有康捷(后来与陈正湘结婚)、唐凤英(唐淑宇)、张浣尘,许多进步学生也都在独立团扩军中一同入伍。八路军独立团从一个团扩编为三个团的兵力,改为独立第1师,兼晋察冀军区军分区。杨成武任师长, 115师总部又派来邓华任师政委,陈正湘为一团团长。

对日作战的形势风云变幻,日军在局部战场受挫后,重新调整了布置,调遣重兵向刚刚建立起来的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攻,集结三千多兵力分东、北两路向蔚县入侵。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共蔚县党、政机关和八路军部队,分两路撤离蔚县,向太行山转移。三姐妹随部队从蔚县东南的松枝口峪走过大南山,经过西南山,在雪地里急行军七天七夜,与八路军115师主力部队会师。在山西省灵丘县上寨,参加由地委、军分区及行署委员会领导的集训和学习。蔚县参军的人员都在一分区,组建了地方工作团,三姐妹都是工作团成员,由工作团团长方国华指导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三、一起抗日的三姐妹

工作团成员分头到敌战区的上寨、下关、冉庄、北城等各个地方,走村入户,上门宣传抗日。李氏三姐妹的事迹在灵丘广为人知,在她们的感召和影响下,有许多妇女先后参军,走上革命道路。在灵丘县,李剑鸣担任了妇救会主任,民运科干事侯国梁任县长。康捷是上寨县妇救会主任,刘羽芦任县佐,陈子端任秘书,为还有唐凤英、张苫臣、周立民、贾吉平(贾权)等,都是蔚县人。李佩卿等人到涞源靠近蔚县南山一带,1938年3月,作为蔚县党组织代表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次党代会后,与唐凤英等人到了易县、大良岗一带。李玉芝后来到涞源一带工作。

在灵丘县下关镇期间,李玉芝与邓华结成了革命夫妻。独立团在蔚县时,司令员杨成武和县长张苏就开始张罗政委邓华的婚姻大事,在军民联欢会上物色到开朗活泼爱唱歌的李玉芝。之后多次积极促合,张苏还给邓华政委专门写信介绍李玉芝的家庭情况。在李玉芝心目中,八路军是好人,而八路军的领导,更是好人中的好人,姐姐们赞成这桩婚姻,她自己也很满意,同时也想到父母一向开明,反对包办代替,一定会赞成。杨成武神速地为二人布置好了洞房,在下关镇一个普通小院,借老乡家暂时空着的仓库当洞房,拆下两块门板就是新床。农历冬月二十二,妹妹李玉芝与115师政委邓华举行了特殊的婚礼,先于两个姐姐走进了甜蜜的婚姻。

因为工作的需要,学生出身的三姐妹都学会了骑马、打枪。她们在边区县、平西各个山村,披星戴月、不分昼夜,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开展妇女工作,组建儿童团,帮助当地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她们经常是单独行动、走夜路,日行山路达百里,常常吃不到东西、喝不到水,由于路不熟和为了安全常常绕路。途中还会遇到野狼、汉奸、伪军和日本鬼子,但她们不懂得什么叫害怕,总是机智、勇敢地躲过一次次危险。

1938年2、3月间,李剑鸣随工作组到了蔚县一带。走到离家很近的时候,特别想回家看看父母。在往家走的路上遇到了认识的同乡,得知蔚县再度沦陷后日伪军的势力极其猖獗,说话间,看到日寇的骑兵突然出兵,向她们居住的一带包围,情况十分紧急。她不得不放弃回家,与其他同志分头向九宫口峪附近的山村靠拢,暂时结束了蔚县的活动,返回到涞源、阜平一带。

同一时间,李玉芝跟随邓华支队到平西开辟根据地,住在西斋堂的聂家大院。此时的她已是司令部的译电员,在她的引导下,房东大娘的女儿参加了八路军。凭着厚实的文化功底,她很快熟悉了译电业务,电文译得又快又准。1938年6月初,由邓华和宋时轮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经平北进军冀东,李玉芝跟随部队东进。他们走后,大姐李剑鸣随工作组到平西,聂家大院的房东错把大姐当成三妹。

冀东暴动中李玉芝是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夫人,会骑马的她却并没有马骑,而是与战士们一样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山涉水。11月返回平西的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冲散了部队,李玉芝独自一人躲在隐蔽处,包扎好受伤的手,注视着周围的情况,时刻准备着与敌人做一拼。突然,走来了两人,仔细一听是熟人的声音,两位领导看到她肿胀的手,“快把萝卜给我们吃!”他们都快饿晕了,误认为手里藏着大萝卜。后来知道,是姚依林和马辉之闹了“望梅止渴”的笑话。部队到达平西根据地夫妻见面后,邓华感到十分内疚。看着妻子受伤的手,小声地说着:“连自己的老婆都给丢了,我这个司令员真该打屁股喽。”

四、同上白校的三姐妹

1939年初,地方工作团完成任务,人员分流时可以去文工团、电台,也可学医。李剑鸣和李佩卿姐妹俩商量好,学医!战斗在继续,救死扶伤神圣!于是,她们和其他女同志到一分区卫生部,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调剂训练班,并得到白求恩大夫的亲自教授,她们感到人生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学习结束她们分到一分区卫生所药房工作。在疟疾和痢疾大流行而药品极少的秋季,按照白求恩大夫告诉的办法,用雷夫诺尔液给痢疾病人灌肠,用红汞液注射治疟疾(此法不能效仿)。这期间,晋察冀军区正在筹建卫生学校,李佩卿被批选送到学校。

在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学校边建设,边战斗,边教学。几经周折后,于1939年9月18日在唐县牛眼沟村举行了开学典礼。结合战争的需要,学校按照学员文化程度高低,依次分为军医班,学制为一年半,调剂班为一年,文化程度较低的是护理班,为八个月。李佩卿在军医班。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逝世后,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简称白校),几次辗转后搬迁到葛公村,1940年春季招生时,李玉芝带着部队的介绍信踏入了白校。1940年秋季,大姐李剑鸣得到一分区卫生部张杰部长的推荐,也成为白校军医班的学员。抗战三年来,三姐妹首次团聚,在她们向往的卫生学校,又都是军医班学员,她们感谢部队的培养,也珍惜上天的眷顾和生命的奇缘。课余一有机会,三姐妹就聚在唐河边,回忆在父母身边的日子,思念家乡,想念远方的父母。但是,她们更明白自己的,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各门课程。学员们没有笔就用烧焦的树棍,或者直接用树棍在地上写;没有黑板就在墙上涂上锅黑,或者用木板涂黑。晚上自习,因为没有更多的灯油,大家就围坐在一块讨论。星期天要劳动,到一、二十公里外的山上背柴、背米,帮老乡扫院、挑水、种地、清烟囱。在白校期间,是反“扫荡”残酷的阶段。尤其是春秋季节敌人的”扫荡”极尽疯狂,学校经常在游击状态下学习,长时有四、五个月。她们背着行李、粮食、武器和教学用品行军。无论走到森林或者山洼地,黑板往树上一挂,背包当桌,席地而坐,就开始上课。有一次,在行军路上李剑鸣看到军三期的同学在路边休息,其中有二妹李佩卿。又走了几里路,军四期同学赶上了李剑鸣的队伍,三妹李玉芝知道大姐身在病中,不由分说从后面取下大姐的背包,背在她自己的背包上面,然后快走几步追上自己的班级。

她们开朗、热情、活跃又能歌善舞,受到师生们的赞许,都担任着学生干部。大姐李剑鸣在二大队担任俱乐部主任,兼做青年大队的课外工作;二姐佩卿被推选为二大队组织委员,做学员政治思想工作,也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三妹玉芝来自主力部队,被选为全校青年大队的大队长。三姐妹的故事在成了师生们的美谈,在白校、在晋察冀军区,都留下了传奇的佳史。

1941年夏天,一位带着相机的老干部到白校看病,她们终于有机会拍了一张合影。因为无法通信不能寄给父母,直到她们都毕业后,李剑鸣才找到可靠的人将照片捎回老家。然而,当母亲看到照片时却伤心地痛哭起来。“闺女的胳膊没有了?”咬定是日本鬼子给绑起来了,任凭别人反复解释,还是哭了又哭。母亲长期积郁成疾,1943年病世,带走了对女儿们的无限牵挂。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为南山的八路军、游击队集枪支、送物资,由于汉奸告密而被捕入狱,受尽日伪军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险些伤命。这些不幸的遭遇,远在抗日战场上的三姐妹却完全不知情。

左起大姐李剑鸣、三妹李玉芝、二姐李佩卿1941年6月摄于河北省唐县白求恩学校

五、救死扶伤的三姐妹

三姐妹同在白校的期间,艰苦又紧张,充实而愉快,但也很短暂。刚拍完合影,李佩卿所在的班级提前毕业,她告别了姐姐和妹妹,到了晋察冀军区分区卫生部第二休养所,投入到救治伤病员的工作。

1941年8月下旬,敌人对边区的秋季大扫荡,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大部分伤病员转移到敌人的包围圈外。李佩卿和小部分工作人员带60多名重病号分散隐蔽在几条小山沟,有的住在山洞里。山里狼多,常有老乡被咬伤送到卫生所。有一次看护员挑着饭上山被一只狼跟着,看护员手里摇晃着一根火绳,那狼走走停停,一直跟到山洞看到洞里的灯光才走了。李佩卿每天到各条山沟里巡查两次,没有多少药,但病人见到医生总有些心理安慰。所以,李佩卿再累、再怕,也要去看望伤病员。走在山沟里,她常听到背后有声音,总感觉有狼尾随在后,她提心吊胆地时刻准备着与狼搏斗。反扫荡两个多月,大家一直在沟里住。伤病恢复好的人返回部队,新的伤病员一送到,李佩卿就时间赶到,及时救治。药品断了来源,李佩卿就找机会在山上采中草药。还有一次敌人搜山,李佩卿刚掩护好伤员,听到敌人喊着:“出来吧,看见你了!”李佩卿在一块山石后面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她想着每个伤员住的地方,注视着眼前的情况。突然,看到沟底下走着一队人,有两位看护员双手被敌人用绷带捆着,他们还背着药包。还有几位分区特派员和战士也被敌人抓到,李佩卿仔细辨认,没有发现伤员。过后知道,分区医院院长、政委和四个警卫班的战士以及炊事员都牺牲了。敌人的这次行动,给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

有一天,送来的伤员骑着小毛驴,怀里抱着一只老母鸡,介绍信上写的“宋学义”。得知是五勇士之一,大家对他很十分敬佩。至于母鸡,“是团首长让养着下蛋补养身体的。”宋学义说。李佩卿是他的主治医生,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护理和调养,团里来人接他到“抗大”学习,李佩卿在出院证明上写了“需继续休养”的字样,并吩咐来人,要对宋学义特殊照顾。

1941年10月,李玉芝毕业后分配到邓华领导的四分区司令部卫生所做医务工作。大姐李剑鸣1942年夏毕业,分到了军区直属医院五连任副连长兼主治医生,后来任所长。她们做着同样的救死扶伤工作。敌人扫荡时,就把不便行走的伤病员就地隐蔽起来,带着轻伤员转移,以保护伤病员为主要任务。

1944年2月,李佩卿被评为军区模范工作者,作为一分区三个代表之一参加了在河北省阜平县北崖村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届群英大会,与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同时汇报个人的事迹。会后,由组织安排她与老领导方国华结成了红色伉俪。对于二姐李佩卿,这真是喜上加喜。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革命同志、自己的老上级,李佩卿满心愿意。

3月,邓华奉命率领机动旅开赴陕甘宁边区,已经怀孕的李玉芝跟随队西行,两三个月的行军途中,冲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后,10月,李玉芝生下了长女。

六、继续战斗的三姐妹

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夜,三姐妹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为抗日救国继续奉献着她们的智慧和力量。

大姐李剑鸣调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改为中央分局城工部,负责筹建卫生所,并任所长。说是所长,其实所里只有她一人。一间空荡荡的土房,土炕没有席子,一条随身的军被,冷无火,坐无凳。从领药品、材料、用具开始,到卫生所建成,看病、拿药、送药、换药、注射、洗纱布、洗绷带等工作,全部一个人包办。之后调来了卫生员、调剂员各一人。一个机关卫生所从无到有,辛苦没有白付出,李剑鸣很有成就感,也很欣慰。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日本政府终于投降了!大姐李剑鸣回到部队,参加接收张家口陆军医院,接受国民党傅作义部下的伤病员,对这些纪律松懈的国军伤员进行看护和治疗。

二姐李佩卿所在的部队向绥远一带进军,当听到部队要到蔚县时,佩卿意外高兴。八年了,三姐妹思念远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却无法与老家联系,她们天天都期盼着能回家看看。行军到第4天,部队到了蔚县的九宫口,佩卿异常激动。八年前随部队撤出时就走过九宫口,今天女儿回来了!第二天,王平政委准了她假,让李佩卿5天后到丰镇找部队。

李佩卿急匆匆赶回家,见到苍老而病弱的父亲,父女相见,抱头痛哭,父亲想闺女,女儿念父母,真是一言难尽。父亲苍老了、病弱了,连站立也困难。父亲说:“那几年真是提着脑袋过日子,实在难熬啊!”她们走后,常有人上门打探三个女儿的事,汉奸常常探寻,陌生人也来敲诈。父亲就编各种理由推托来人,也经常送礼送钱换人情。父亲积极参与抗日,同时为了更好地做掩护,在西合营商会任副会长,暗地里为八路军筹粮、筹款、买武器。有一次,正要往南山为八路军送武器,为了逃过日伪军的搜查,父亲就将武器放进棺材里,一队人马佯做办丧事,终把武器安全送到了目的地。1944年由于汉奸告密,以私通八路为罪父亲被抓入狱,遭受酷刑的百般折磨,生命危在旦夕。商会通过多方疏通,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回了家。而母亲早在两年前就病逝了,临终前还喃喃地叨念着女儿们的名字……

假期到了,李佩卿按时赶回部队,随新任的领导胡耀邦政委和陈正湘司令员,到丰镇、集宁、晋北一带继续做着救死扶伤的工作。

9至10月,中央军委派干部向东北开进,邓华受命经山海关到沈阳,李玉芝与其他家属从延安骑毛驴、坐马车、换汽车,一路辗转向东北行进。此时的李玉芝怀着身孕,抱着一岁的女儿。全面内战开始,与国民党的战就在这里打响。

保卫解放区的人民战争全面展开,三姐妹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解放战争的炮火中……

作者简介

张慧明,女,中国人民解放军91746部队退休干部。祖籍河北省蔚县,1978年7月参加高考,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学习,1982年7月毕业,在北京海军某部工作,任专业技术上校,2005年退休。爱好读书,业余写作,多篇作品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中国劳动报》、《北京晚报》、《北京》、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等。曾获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基层党员征文活动二等奖。

原标题:晋察冀边区传奇三姐妹

稿源:光明

作者:李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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